殿内安静了。
钱龙锡站在殿中，保持着拱手的姿势，等着皇帝开口。
朱由校正在思量，朱慈烜的身影动了。
他站在韩爌身侧，仰着头，拉了拉韩爌的袍角。
韩爌低下头，把耳朵凑过去。
朱慈烜踮起脚尖，嘴贴在韩爌耳边，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殿内，前排的人都听见了。
“韩先生，‘尧舜之政，在德不在器’，是什么意思？”
朱由校怔住了，这不是他安排的。
韩爌看了一眼皇帝，朱由校微微点头。
韩爌直起身，转向皇长子，声音放低。
“殿下，这句话的意思是——尧舜治国，其根本在于德行教化，而不在于器物。”
朱慈烜又问：“那什么是器物？”
“器物原指工具，当下引申为技艺、兵事、律法等治国方式。”
朱慈烜又想了想，眉头皱起来。
他的嘴张了一下，又闭上，又张开。
“不在于器？”他歪着头，“那太祖皇帝呕心沥血制定《大诰》做什么？”
韩爌脸色一变，赶紧伸手捂住皇长子的嘴。
但话已经说出去了，殿内死寂。
钱龙锡站在殿中，脑子里轰的一声。
他愣了一瞬，然后扑通跪下去，额头触地，声音发颤：
“臣……失言！伏乞陛下恕罪！”
他的后背湿了一片，绯红色的官袍洇出深色的汗渍。
朱由校坐在御座上，面色不变，心里却暗爽。
有儿子就是好啊，这话别的大臣来说，绝不如幼年储君说的效果好。
同时用最朴素的方式，解决了他作为皇帝不便亲自下场解决的祖制难题
这时刑部尚书顾大章缓步出列。
他走到殿中，站在钱龙锡身侧，面朝御座，拱手，声音不紧不慢：
“陛下，钱少卿所言极是，尧舜之政，确在德也。
然《尚书·尧典》载，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此非‘器’乎？
若无观测天象之器、制定历法之器，百姓何以农耕？尧舜之德，凭何实现？”
“禹治洪水，‘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此非‘器’乎？
若无测量之器、开凿之器，天下早为泽国，何来德政？”
顾大章早就看钱龙锡不爽了，照你这说法，我刑部是不是该撤销了？
他是新政最直接的受益者和推动者，这个钱龙锡天天嚷嚷法祖、守经。
但一问他具体事情，一件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大理寺卿左光斗出列，走到顾大章身侧。
他的声音比顾大章高半度，带着一股子不饶人的气势：
“陛下，《周礼》详述官制、税赋、工程，《禹贡》记载地理、物产、运输。
这些皆是‘器’也！
今窑工染病即死，若真行‘德政’，当即刻闭窑，保其性命。
然钱少卿必不肯，因需煤以利国用。”
他转头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钱龙锡。
“可见钱公所持，非‘不要器’，乃‘只要旧器，不要新器’。
非‘不要德’，乃‘只许口头言德，不许实事行德’。”
左光斗豪不客气，直接撕开这层“德器分离”的虚伪。
他正在和顾大章一起修律，“不在于器”？
那我这些日子天天熬夜在忙什么？
两个九卿下场，殿内的气氛骤然升温。
钱龙锡跪在地上，头低着，没有说话。
礼科都给事中刘鸿训出列，他走到殿中，站在左光斗对面，拱手道：
“陛下，窑主与窑工，自有乡约行规调节。
朝廷以律法强行介入主雇之间，是破坏民间契约，徒增讼累。
且窑主惧法，或明遵暗弃，或贿赂胥吏，反生更大弊端。”
刑部的人又不高兴了，新任右侍郎袁化中出列。
他的步子很快，走到刘鸿训面前，面朝御座，声音硬邦邦的：
“若乡约行规足以保窑工性命，何以‘十窑九病’？
正因民间自治失灵，朝廷方需以法补漏。
且新法尚未议定，未尝不可重激励？非要纯以刑罚威吓吗？”
国子监祭酒李标又出列了，声音依旧带着一股子执拗，又将话题引到储君教育身上：
“陛下，储君之学，当重《四书》《通鉴》，明治国大道。
今殿下过于专注‘匠作之术’，臣恐移其性情。
将来为君，或重器轻道，沦为技术之君，而非仁义之君。”
又一个九卿下场，工部尚书袁应泰出列：
“陛下，《大学》云‘致知在格物’。
殿下格‘窑工痨病’之物，而得‘保民’之知，正是践行圣学。
若只空谈仁义，不究实情，与叶公好龙何异？”
李标张了张嘴，袁应泰已经转身归列了。
工部其他几个侍郎、郎中站在队列里，脸色都不太好看。
“匠作之术”——这话阴阳谁呢？
以前六部官员不停轮换，大家差不多，谁也不觉得什么。
但自今上登基以来，不断明晰六部权责，赋予实权。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不再轻易轮换，六部官员开始形成专业的职业官僚群体。
各部自然就更在意自己的“部门荣誉感”和“专业身份认同”。
朱由校正了正身体。
辩论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声音越来越大，摇了摇头。
他不是看热闹的，而是引导这场朝堂辩论产出建设性结果。
失控的辩论可能导致派系撕裂，于事无补。
转头看了一眼站在御座侧旁，负责朝仪的太常寺卿周希圣。
周希圣七十岁了，头发全白，但精神头比年轻人还足。
他看见皇帝的目光，点了点头，走到御前，转身，面朝群臣，声音苍老但洪亮：
“肃静！”
殿内立刻安静了。
朱由校看向跪在地上的钱龙锡。
“钱卿平身吧，无心之失，不必再请罪。”
钱龙锡叩首，起身，退回队列，他的脸色还发白，但步子稳住了。
朱由校的目光扫过殿内，从左扫到右，从右扫到左。
“众卿所奏，朕已悉闻。
言者皆出公心，或虑民生之艰，或忧法度之稳，或思礼制之序，或计国用之实。
朕心甚慰——庙堂之上，能为此等实事争辩，非为私利，实乃国朝之幸。”
他顿了顿，“然则，治大国如烹小鲜，火候轻重，皆须斟酌。
今日所议，非止于煤尘痨病，实关乎朝廷如何行仁政、如何定法度、如何衡利弊之大道。”
他看向孙承宗。“先生以为当如何决断？”
孙承宗缓步出列，走到殿中，站定，手执笏板，声音沉稳：
“回陛下，皇长子仁心，可昭日月，今日诸公所虑，亦是为国。
臣以为，仁政当行，但需得法。”
他没有立即陈奏具体方法，而是先转身面向朱慈烜，微微躬身，声音温和下来：
“殿下，‘德’与‘器’本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
没有‘器’的‘德’是空谈。
如果只谈‘仁爱’，却无举措防止窑工患病，那么‘德’就成了虚伪的口号。
尧舜若只有‘德’而无‘器’，则无法治水、无法授农时、无法定历法，何来盛世？”
他直起身，“殿下可明白了？”
朱慈烜站在韩爌身侧，仰着头，听得很认真。
孙承宗说完，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轻轻点头，微微躬身：
“慈烜明白，谢太傅教诲。”
孙承宗这话既是教育皇子，也是对所有朝臣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