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那种充满活力的亮。
是一种很安静的、评估性质的亮。
像珠宝商看裸钻。又像屠夫看猪。
他走进管委会的时候，老蔡在一旁局促地搓着手。
苏云晚坐在办公桌后面。
灯光从头顶打下来。
她的垫肩西装没有一丝褶皱。
她不知道这件西装是怎么在这种鬼地方待了这么多天还能保持不皱的。
可能是因为她每天晚上都会用热水蒸汽熏一遍。
也可能是因为这件西装的主人从来不允许自己看上去狼狈。
来人站在门口扫了一圈。
目光在桌上的油灯、墙角的文件柜、窗户的尺寸和距离上各停留了大约零点五秒。
然后他走进来。
“苏代表。”
他的普通话很标准。没有口音。
但苏云晚的耳朵很尖。
“标准”本身就是一种口音。
太标准了。标准到像是刻意练过的。
这个人的母语不是普通话。
“请坐。”苏云晚伸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来人坐下来。
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张老旧的木头办公桌。
桌面有划痕。有茶渍。有铅笔留下的灰色印子。
来人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
双手递上。
苏云晚没接。
她低头看了一眼。
名片是烫金的。
上面印着三行字——
第一行——“德利贸易有限公司”。
第二行——“联络代表 阮越平”。
第三行——一个曼谷的电话号码。
苏云晚的目光在那个姓氏上停了半秒。
阮。
阮文辉。阮文清。
又一个姓阮的。
“阮先生。”苏云晚的声音不冷不热。“大半夜跑这一趟，不容易。”
“黎先生说了，苏代表是做大事的人。做大事的人说话直接。所以我也就不绕弯子了。”
阮越平把名片推到桌子中间。
“黎先生的意思——之前的不愉快，到此为止。双方各退一步。以后井水不犯河水。”
苏云晚没说话。
她等着下半句。
阮越平也没急。
他坐在椅子上。背很直。手放在膝盖上。像一个等面试结果的人。
“条件是——”他说。“苏代表手里那份特种合金精密铸造技术的专利草图，黎先生愿意出价。一百万美金。现汇。一周之内到账。”
苏云晚的手指在桌面下动了一下。
一百万美金。
1979年的一百万美金。
搁在这个年代，这笔钱能在蛇口再盖三个一号车间。
她没有答话。
“如果苏代表觉得不够——”阮越平的声音顿了一下。“黎先生授权我，可以谈到一百五十万。”
苏云晚终于开口了。
“阮先生。”
“在。”
“你进来之前，有没有看到一号车间门口挂着什么？”
阮越平的眼珠动了一下。
他当然看到了。
那面西门子的旗帜大得能当床单。想不看到都难。
“看到了。”他说。
“那你知道那面旗帜意味着什么。”
“知道。”阮越平的语气没什么波动。“西门子给蛇口背书了。黎先生也注意到了。所以他改变了策略。从取变成了买。一百五十万美金，足够表达诚意。”
苏云晚笑了。
不是冷笑。
是一种很平静的、甚至带着一丝真实幽默感的笑。
“阮先生。我给你讲个故事。”
阮越平微微皱眉。
“我父亲在1947年把遗产存进汇丰银行的时候，在保险柜里放了一样很特别的东西。”
苏云晚的声音慢了下来。
“一幅齐白石的画。《群虾图》。”
阮越平的眉毛没动。
但他的手指在膝盖上微微收紧了。
“这幅画不值钱。至少在普通人看来不值钱。我丈夫花两块五毛钱从废品站买回来的。后来我捐给了国家，换了五万块的存单和两万的侨汇券。”